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任正非德国电视台采访全文一览:回忆个人成长创业经历(3)

2019-10-16 18:23:40 投稿人 : guest 围观 : 次 评论

  十二大的时候,国家决定要裁掉一大部分部队,主要是铁道兵和基建工程兵,当时我们被认为是“杂牌部队”,先裁杂牌部队,保留正规军,一下就把我们裁掉了。裁完之后,财务报表显示军费还增加了,裁掉的这两个部队是赚钱的。后来继续裁百万野战军,军队从五百万、四百万、三百万一步步降下来,现在还在减少军队编制,支持国家经济建设。今天明白了,当时我们是想不通的,因为好不容易熟悉军队、熟悉这个工作,换一个工作,当时我们在思想上还是有一点抵触的。

  当时,我在一家国有企业二十多人的小公司做副经理。副经理没有决策权,今天来一个办公室主任,我不知道;明天一个人做什么职务,我也不知道;他们不一定向我汇报,但是事情做错了,都要我承担责任。那时我也犯了很多错误,相信别人,就把钱先给了别人,最后没有拿到货,被别人骗走了200万,后来我追款追了一年,绝大部分追回来了。我办小公司赚了钱以后,也替原来的公司还掉了一小部分外账。

  任正非:不是破产,是别人不要我了,我需要另外寻找工作。正好深圳鼓励进行科技创业,我觉得也可以试试。在旧体制下,我没法按自己的想法做事,不如自己建立一个公司,自己想什么,自己做什么,好坏自己承担。所以,我接受了这个建议,去做一个民营高科技企业。

  1978年12月召开十一届三中全会,国家决定要开放改革。其实当时我们对这件事情的理解并不深,不知道这是划时代的改革。只是觉得声音和以前不一样了,我们有一种兴奋感,国家要搞建设了,我们能够使劲好好干活了。以前需要“又红又专”,我是不够红的。对十一届三中全会的理解,当时我们年轻、对政治不敏感,随着国家一天天变化,才知道一个理论、一个社会结构的变化,对这个国家的改变是翻天覆地的。我们当时真的不理解“亚马逊河流域的蝴蝶扇扇翅膀,就会让德克萨斯下大雨”,仅仅只是感觉中国要变了。

  当时注册资本要两万元,那时我的所有转业费加起来只有三千元,就找人集资。其实有些人集资只是出了一个名,没有出钱,真正资本不到两万元,应该在一万六千元左右就开始创业了。其实是逼上梁山。如果当时政府给我一个小官,也许我就不会创业了,走官场的路,最终做到一个处长就退休回家钓鱼。逼上梁山以后,只好走向华为创业,只有这么点钱。

  10、记者:您是1987年创立华为,但是,要做一件事是一回事,现实是另外一回事,中国在朝市场环境发展,当时创立华为最初的经历怎么样的?

  这个事件对我最大的教育是什么?我没钱请律师,也没钱送礼。我自己阅读了大量法律书籍,基本把法律书籍都学了一遍。明白了,市场经济就是货源、客户、交易,货物交付到客户的中间就是法律。

  8、记者:1978年12月,邓小平开启了中国的改革开放,接下来四十年,中国经历了一系列的改革和经济发展,这对您有什么样的影响?

  任正非:公司成立初期,我们主要是做代理,帮别的公司卖机器,中间赚一点佣金,慢慢积累到有一、二十个人。经常是汽车到了,我们每个人都像搬运工一样,扛木箱卸货到仓库,客人要货时,我们再去装货。在三十年前,我们是以代理为中心的。

  刚开始公司就一、两个人,货物要运回来,不可能租车,只有自己扛着一包包的货物往公共汽车上搬。货物装卸时,我搬20公尺放下来,再去搬另外一包,20公尺、20公尺搬到马路边,再扛到公共汽车上。那时我在中国是顶级红人,革命化、年轻化、知识化、专业化都占,不进第三梯队才怪,突然变成个体户,社会上讥讽很多。我一包包货物扛到车上,售票员很好,允许把货运到南山蛇口,我卸下来,再20公尺、20公尺,否则看不见会被偷的,一包包再搬上楼去。所以,这是逐步的发展。

  后来,香港鸿年公司跟我们接触以后,考察了我的个人历史,找很多人调查我的历史。当时我还很生气,他们把过去的一些事讲给他们听后,考察完的结论,认为我是一个可以信任的人,他们就给我授权:“广州仓库里有价值一亿的货物,你可以去提货。货物卖了以后,钱可以先周转一段时间,再还给他们。”他们给我的底价也比较合适,我们通过卖货物回款,中国当时正在快速发展,很需要这些物品。香港鸿年公司对我们很信任,公司老板原来是一位很优秀的学者,叫梁琨吾,由于他们的信任和支持,我们开始得到了逐步发展,积累了一部分资金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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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任正非:稳定下来以后,邓小平要大裁军,其实从中央到地方,并不理解邓小平为什么要裁军。78年我听过罗瑞卿的报告,他去世前三个月在全国科学大会做报告说,“我们迎来了难得的十几年和平时间”,他认为,未来十几年不会打仗,应该抓经济建设。他检讨了65年把中国国防科研体系拆成二机部、三机部、四机部七机部,其实削弱了国家力量,但是很快他就下台了,无法改正了。十年以后,他重新恢复工作,检讨了他在文革前的错误,认为现在走向和平建设了,军队发展要停下来。但我们并不理解这些话的含义。

  任正非:第一,1984年到深圳来以后,我发现自己根本适应不了市场经济体制。因为我们是从军队一下子跳到市场经济,思想还停留在传统,社会已经变成市场经济思想。军队是讲为人民服务,这里做事为什么要赚别人钱?觉得公司都在骗钱,明明买来10块钱,怎么卖给别人12块钱?这是第一个不适应。第二,我在辽化做自动控制系统,是比例、积分、微分这种模拟控制系统。到深圳前沿以后,发现世界已经开始变成电脑时代,这两种方式完全不一样,我发现怎么也跟不上青年人,这是第二个不适应。第三,对人过于信任。军队本身命令就是信任,以为社会上是这样。

  任正非:首先,1978年3月召开的全国科学大会,我们听了很多前辈做报告,包括陈景润。当时我们听得泪流满面,太感慨了,国家终于承认我们是这个国家的“儿子”,邓小平讲话中说我们是“工人阶级的一部分”,全场欢声雷动,我们是工人阶级了,不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了,很兴奋。邓小平提出要“五天工作,一天政治学习”,以前政治学习太多了,政治学习要减少一些,我们也非常高兴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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